纪念广西糖业发展的老前辈–方孟同志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在这片神奇美丽的热土，处处展现蔗乡壮丽风光，茂盛的蔗林连绵起伏，汇成绿色的蔗海，随风如浪潮翻涌，蔚为壮观。

广西糖业发展到今天，食糖产量已占全国的一大半，最高年产量达到900多万吨，成为仅次于巴西圣保罗州的世界第二大产糖省区，令人感慨万千。抚今追昔，使我常常回想起一位糖业战线的老前辈——方孟同志。

方孟（1915～2000年），广东台山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广东，任佛山市市长，1951年至1956年先后任广东顺德糖厂、东莞糖厂厂长，1956至1958年调至北京任国家轻工业部糖业局生产技术处处长，1958年到广西工作，先后任广西区经委技术处处长、广西区经委副主任。文革期间受冲击，1972年恢复工作，先后任广西轻工业局副局长、广西区经委副主任、广西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1985年离休。

我是1972年调至广西轻工业局糖业处工作，方孟同志也是同年到局任副局长，糖业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从此，在工作中我对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受到他孜孜不倦的教诲。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广西糖业十分落后。当时全区有糖厂39家，总日榨能力16400吨。除贵县、桂平和南宁三大糖厂（1500～2000吨/日）外，其余都是50～500吨/日的中、小型糖厂。1971/1972年榨季进厂原料蔗仅107万吨，单产每亩1.7吨多，产糖13.7万吨，占全国产量的8%，排广东、福建、黑龙江省之后。

1974年国际糖价暴涨，给我国食糖进口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对广西蔗糖业发展作了指示，要求广西产糖100万吨。尽管中央拨款扶持广西蔗区兴修水利、开荒扩种，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蔗农不吃商品粮”等观念束缚人们的思想，甘蔗生产依然停滞不前。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思想上仍未拨乱反正。直至八十年代初，广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糖业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1979/1980年榨季全区产糖38万多吨。此时，广西糖业发展正处突破的前夜。

广西应不应当发展糖业？能不能发展？如何发展？当时，这三个大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急需有个正确的答案和统一的认识。方孟同志作为有糖业生产实践、有地方和中央糖业管理经验和专业理论知识的老干部，提出了广西糖业发展一套较为完整的思路。他指出，广西是世界上少有的、极宜发展蔗糖业的地区。因为世界主要甘蔗产糖国都集中在地球南、北回归线带上，而北回归线横贯广西中部，具有发展糖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一点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认识。广西能不能发展糖业，他认为，广西尽管比其它省区落后，财力薄弱、基础差，但“一穷二白”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可以更好地规划未来。广西有很大的潜力，要果断地把那些种粮的“望天田”、低产玉米地和木薯地拿出来。不要怕有人说闲话，要建立甘蔗生产基地。要大力开垦宜蔗荒坡地，以解决“粮蔗矛盾”。在政策上，他极力主张自治区大胆向中央要相关政策，要求蔗区粮食减购增销，口粮水平不低于邻近产粮区水平，切实解决蔗农的口粮问题，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他参与制定了原料蔗定产、定购、超产奖励和加价、粮蔗挂钩等一系列调动和鼓励农民种蔗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

在广西糖业如何发展，特别是糖厂大规模建设问题上，方孟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八十年代初，广西甘蔗生产开始起步发展，单产平均每亩已提高一吨多，不但扭转了长期以来糖厂吃不饱的状态，还将面临如何妥善加工处理日益增加的甘蔗原料问题。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糖厂建设资金全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全额拨款，十分有限的资金如何更好地使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糖厂建设规模和布局的问题上，1981年掀起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讨论、大辩论。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亲笔写了“糖厂建设规模问题讨论一下，很有好处”的批语，并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参加讨论。

有人提出以建500吨/日为主的“小、土、群”方案。以方孟同志为代表的自治区经委、轻工业局的同志则认为，该建设问题应根据世界各产糖国发展的情况，结合我国广东、福建和台湾的经验以及我区具体的情况，从土地潜力、甘蔗原料的发展、全国食糖需求、规模效益、技术装备的先进性和经济效益等各个不同方面进行测算，并提出了广西在甘蔗主产区新建糖厂，应以2000吨/日为主的观点。为此，方孟同志亲自撰写了《关于糖厂建设规模的商讨》、《关于糖厂建设规模的再商讨》、《4家500吨糖厂与1家2000吨糖厂的经济效益比较——关于糖厂建设规模的商讨》、《广东和贵县糖厂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再讨论广西糖厂规模问题》等一系列文章。

方孟同志特别重视糖业的技术进步，强调要尽可能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在七、八十年代，他就提出甘蔗生产要搞机械化，糖厂生产工艺可采取更为节能的甘蔗渗出法、连续结晶，采用高参数锅炉和汽轮机组发电上网、减缓广西枯水期电网缺电问题，建设一家精制糖厂等。当时糖厂能耗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约初始投资，如取消第五效蒸发、冷凝水未循环回用等），除了烧完蔗渣，还要补充大量的煤炭。锅炉的配置都是蔗渣、煤粉两用炉。他强调要注重节约能源，要采用大容量、高效率的节能设备，并提出了请求中央支持在广西新建一家集世界糖业先进技术水平的示范样板厂的建议。

方孟同志十分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积极邀请国外糖业专家来广西交流。1974年国家轻工业部组织了广东赴澳大利亚和广西赴毛里求斯两个糖业考察团。广西考察团由方孟带队。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长时期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对外面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出国前的资料收集、出访准备以及出访后的资料整理前后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出访报告和技术资料很多都是由方孟亲自撰写。出访的成果颇为丰富，如加快压榨机线速提高榨量50～100%、简易机械化贮蔗场、甘蔗机械化装卸车等，这些实用新型技术大大推动了广西糖业的技术进步乃至整个糖业的发展。

方孟同志经常强调，“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这是世界甘蔗糖业发展的经验。我国现有的小糖厂为数众多，工艺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差，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落后设备。早走早主动，迟走就被动。思想不解放，四化步子迈不大。”

作为领导干部，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虚心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鼓励他们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说出来，通过交流和讨论，以求正解，共同提高，从不以官压人，搞“一言堂”，这也是我亲身体会的。

1985年，方孟同志离休，我也调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和他的接触机会少了。1998年10月的一天，方孟的夫人来电话说方老有事找我。我赶到他家，看见轮椅上坐着一位老人，双目几近失明，我为之一震。方孟身受帕金森病的折磨，已无法执笔书写，但对发展广西糖业丹心未泯。他对我说:“这几年广西糖业处境十分困难，有人要打退堂鼓，这可不行啊！”他有话要说，于是写了篇文章。“您还能写东西？”我不由地问道，他说他是口授，请护理人员记录，复述后他再修改。面前这位不屈不挠，为广西糖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的老战士，不禁让我肃然起敬。于是我立即给他所说的这篇《发挥区域优势，建设蔗糖生产强省》文章写了编者按，并发表在《广西蔗糖》期刊上。该文随后被转载在《广西经济》等刊物。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尽管近几年广西糖业面临着糖精、走私糖大量挤占国内市场、食糖滞销、糖价大跌、农民饱受白条之苦、企业严重亏损的问题，但这一情况是暂时的，国家当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以扭转；糖业通过改革和整顿是完全可以走出困境；广西发展糖业的信心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上新的台阶。文中他还提出了几项增加食糖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措施，并预测到2012年广西食糖产量将翻一番，达到600多万吨（当年1997/1998年榨季广西产糖300多万吨）。这一目标当时大家都不敢想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西糖业面临巨大的困难，加之有些人对我国加入WTO后将会对糖业产生巨大冲击的错误判断，业界悲观情绪蔓延，连广西主流媒体也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长文《广西应当“蔗退薯进”》，指出“糖业发展应当适可而止，到此为止”。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老战士呕心沥血，身先士卒，挺身而出，为广西糖业的发展继续摇旗呐喊！

2000年4月4日，方孟同志走了。他的遗愿是：“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也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撒在贵县糖厂蔗区蔗地上”。这位一生转战祖国南北的革命老人，带着对甜蜜事业的无比眷恋，带着对八桂大地的一片深情，长眠于这块令他始终难以忘怀的土地。

虽然岁月没能留住他的脚步，但是他的业绩，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对发展糖业的执着精神将永载广西糖业发展史册。当年一位行业老前辈的真知灼见和具有科学前瞻性的见解，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一一实现。如今，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开始起步；全区糖厂的平均规模已达到6500吨，大大超过了方孟同志当年一直苦苦追求的2000吨，有不少糖厂已超过了10000吨；糖厂很多工序已经实现自动化；已建成2家精制糖厂；甚至连糖厂运蔗车，也变成他从前说过的不能再用2吨半的小卡车，要改为像国外那样15吨的；糖厂高参数热力机组发电上网，也于今年由自治区政府下文在全区百家制糖企业全面铺开实施……

广西糖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突飞猛进的发展，终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广西糖业发展的老前辈，一位为糖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的老战士。（作者：钮公藩）